嘲諷人類的愚蠢，一直是書寫的重要題材。
從希臘戲劇，莎士比亞到歌仔戲黃梅調，嚴格來說，大多是荒謬劇。
其中差別，也不過是 喜劇的荒謬感源於自作聰明的傻瓜；而悲劇的荒謬感是來自自以為高明的聰明人。
只是書寫或戲劇提供了觀眾類似神的視角，創造了「全知」與「隔閡」的假象。讓我們在哈哈大笑或嗤之以鼻時，自以為有以下的不同：
「他」平庸，「我」特別...
「他」傻瓜，「我」聰明...
「他」怎麼會，「我」才不會...
直到心理學出現，揭露了人其實有共通性，是跨越種族、文化與個人條件差異的。於是有種書寫形式，裡面嘲笑的傻瓜，是人這個物種，而不是特定的少數人。
最近不知道甚麼樣的機緣，選讀了好幾本內容都是在凸顯人們認知系統並不如自己吹噓的高桿的。恰好，最後一本<別掉入思考的陷阱! : 改正6個常見的思考錯誤 >，整理了六大思考的誤區，剛好可以幫幾本書中提出的論據做個總結，算是幫這類閱讀做個小Ending。
這六項常見的思考錯誤，分別是：
- 我們偏愛故事而不愛統計數字
- 我們會尋求支持性意見
- 我們鮮少正視機遇跟巧合在人生中扮演的腳色
- 我們可能會對這個世界有錯誤的感知
- 我們會過分簡化事物
- 我們的記憶容易出錯
A)我們偏愛故事而不愛統計數字
人類是已知唯一會說(編)故事的生物。故事，對人類傳遞知識給其他空間或其他世代的人，一直是個很好的工具。
可能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對故事，特別是情節生動的故事，特別容易著迷。
然而，為了讓故事，說故事的人不是對情節做了安排，就是選擇一個特定的角度，去強化他喜愛的部分。作為聽故事的人，再轉述的時候，又同樣再做一次這樣加工的過程。以至於，故事往往失真，要嘛是一開始就失真，不然也會在口耳相傳間失真！
我們對現實的判斷，往往就是用這種失真的角度接入：
因為太生動，而讓我們失去理性判斷的例子，如百慕達三角洲。
人們繪聲繪影，描述這個「魔鬼地帶」有多少意外的船、空難發生。不過，這些描繪的過度精確，精細幾乎必須要說故事的人就身處於那個失事的海空交通工具上，才可以講得如此詳盡，以致始終只是「故事」，而非「事故」。
如果回歸到「事故」上看，確實這處海域發生災難的件數偏高。但是把這裡是一處繁忙的航道，去計算事故的比例，其實所謂的恐怖海域，失事的比例並不特別高。而往來的航班數目之多，也證明在從業人員心中，並不真的把「魔鬼海域」視為畏途。
因為說故事或聽故事的人，只看到特定角度所造成的誤判。
像是前美國總統艾森豪，曾因為聽到有近半數美國學童智力表現低於平均值時，大表驚訝，認為一定要趕快採取行動，改善這樣差勁的表現。
但是既然是平均值，理應有一大群人表現低於這個基準，另一群人則高於水準。所以如果「說故事的人」切入的角度是「有近半數的學童，智力表現優於平均值」，同樣一件事聽起來，不單不是亟待解決的危機，反而像是可喜可賀的大事。
回到台灣社會，我們可以發現，那些說得天花亂墜的名嘴，他們有些關鍵字，像是：我舉一個例子或我自己跑新聞的經驗。這很顯然是想用個案的故事，去涵蓋社會環境中的通案。要是再加上這個故事，是經過挑選(或編!?)，以便合乎自己立論。顯然，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意思考，只希望聽從這些名嘴的專業意見(其實很多議題，名嘴們根本還稱不上專業)，不產生亂象才有鬼！
但是有甚麼辦法？愛聽故事本來就是我們的天性啊！
B)我們會尋求支持性意見
某些心靈成長團體喜歡說，我們創造了自己處身的世界。
姑且不論這句話在哲學或玄學上怎麼看，對許多人而言，為了支撐他們想像的世界，他們是會去修改這個真實世界的數據。
譬如已經有實驗證明，先問農夫相不相信「全球暖化」，然後請他回想過去的氣溫。回答相信的人，記憶中的溫度，就是比統計數據來的高；相對的，不相信的人，記憶中的溫度，就會比紀錄表來的低一點。
氣溫資料明明是一個客觀的數據，農夫又是個對氣溫極度敏感的行業。為什麼會潛意識的去修改？無非是希望讓自己支持的論點，更站得住腳一點。
修改記憶中的氣溫，畢竟傷害不了任何人。但是如果你是個刑案的目擊者，你指認的那個人，得要面對刑事控訴呢？
1989到2007年間，美國有201位囚犯在進行DNA檢驗後獲得釋放，其中被目擊者誤認的比率高達77%。
事實上，老經驗的刑警都知道，在刑案發生那一瞬間，除非犯案的人有很明確的特徵，不然大多數被害人或旁觀者就記憶拼湊出的犯人形象，往往跟實際抓的犯人只有部分吻合。然而目擊的證詞，如果你問得越多，目擊者為了捍衛自己說的是對的，會傾向於把原先模糊的犯人圖像，說得活靈活現。
所以法律進步的國家，在沒有物證支持的情況下，只靠人證，往往罪名不能成立。
那麼，如果不只一個目擊證人，他們說的話會比較可信嗎？
實驗證明，除非很快速的在斷絕音訊的情況下，他們還是說出某些同樣的證詞。否則只要訊息相通，很快的，他們的說法會漸趨一致，而且是往人多那邊靠攏。
心理學家所羅門‧艾希(Solomon Asch)曾經安排一個實驗，對象當然不容易全是目擊者，所以他換了個有異曲同工的測試方法。
他給受測者看四條線段，很明顯地其中有兩條是一樣長的。可是當身邊的安排好的假群眾，異口同聲指著兩條明明一長一短的線段，說等長的時候，能力排眾議，堅持自己眼睛看到的有幾個呢？
艾希羅列了許多這類問題，發現當周圍的人都指鹿為馬的時候，受測者對三分之一的問題，會放棄自己明知為對的答案；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在一連串問題的過程間，始終不隨群眾的意見起舞。
而多少人可以形成群眾壓力呢？如果假群眾只有一人，幾乎所有人都能正確作答；當增加到兩人時，回答錯誤的機率是13%；當串通者增加到三人，受測者附和群眾的機率提高到33%。
所幸這種群眾壓力最強大的狀況，是與我們相左的意見一致時，才會讓我們放棄自己的立場。實驗的數據顯示，在四個人的群體中，有三個意見一致的人，對第四個人產生的群眾壓力，大過十個人的群體中，八個人相同卻有一人不同時，對第十個人產生的影響。
也許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應該要支持讓多元的意見發聲。未必是同意這些意見的陳述，純粹是讓自己在關鍵時刻，自己也能夠有勇氣，說出跟別人不同的話。...(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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